陈平原：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

文｜陈平原

图源：学校官网

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，都有自己悠久的教育体系，何况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；这就让我们在书写现代中国大学史时，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：是否承认其是因应西学东渐的大潮而发展起来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多数人认为，我们有很久远的“高等教育史”，但没有必要将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史溯源到西汉太学、宋元书院。也就是说，不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（1088）等欧洲老大学比年纪，而更强调晚清以降中国人奋起直追，在教育体制创新、科研实力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。

众所周知，中山大学的校史是从1924年邹鲁奉孙中山命创立国立广东大学说起的。而国立广东大学并不是白手起家，乃合并已有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、省立广东法科大学、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而成，第二年又有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加盟。这个线索非常清晰，没有人质疑。一方面，那是因为中大人普遍崇尚“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”；另一方面，我们更看重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且题写校训这一光荣起点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这既是考辨史实，也是确认立场、高扬旗帜。中国大学的命名方式，绝大多数是所在城市/区域，或再加上专业方向，极少有以人物命名的。名校中唯有中山大学是个特例，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名称，都刻意提醒人们，这所大学是由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，并为纪念他的伟大业绩而专门命名的。五年前，我在《中大的校魂》一文提及：“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校魂——其人格、其精神、其旗帜、其光环始终庇护着这所名校无数师生员工，督促他们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走过这艰难而又辉煌的九十五年。”不是说孙中山对于这所大学的规划十分周密，相反，所论甚少；但作为一面旗帜，他代表了中大理想性的一面——不屈不挠，砥砺前行。

表面上，百年校庆的重心是回顾过去，但更重要的，其实是面向未来。我们是站在当下，借回顾往昔来驰想未来，以确定如何重新出发，以及怎样勠力奋进。作为一所注册地在广州、布局三校区五校园的国内外名校，中山大学的文化基因起码包含三个层次：传统的岭南文化、近代以后的广东意识、近年迅速崛起的大湾区精神。四年前，我在京接受《百年中大·薪火相传》口述史小组的访谈，被问及“中山大学马上就要建校一百周年，巨变的中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国家，您对百年母校想说点什么吗？”，我的回答如下——

中大办在广东，除了必不可少的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，还有就是与地方文化氛围相激荡。整个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，若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“生猛且务实”，关键在这个“且”字。务实而不保守，生猛而不莽撞，靠的是认清二者之间的张力，把握好分寸。少喊口号，多做实事，胸有大局，稳扎稳打，下一个百年，中大肯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比起“迈进世界一流大学行列”，更重要的是，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及文化复兴作出重大贡献，这种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文章更值得期待。

为什么要强调“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”，而不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国际性呢？这可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基于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发展路径的思考与辨析。

多年前，我曾针对关于北京大学办学方向的纷争，提醒人们，大学不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——比如学有所长的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还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作为整体的大学形象，是人文（或社科），而不是科学（或技术）。这不仅仅指‘教育’的学科定位，更包括‘办教育’这一行为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理念。大学不只需要SCI或诺贝尔奖，更需要信念、精神以及历史承担。”正因此，TokenPocket官网回首百年中国大学——无论北大、中大，还是其他名校，“其迷人之处，正在于她不是‘办’在中国，而是‘长’在中国——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，流血流泪，走弯路，吃苦头，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。”（《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——我的大学观》）

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绩，可以有很多论述方向，其中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，以及大批高素质人才进入科研及生产的各个环节，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。远的不说，单是观察珠三角乃至大湾区最近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再看看历届中大毕业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，就很容易理解大学与社会共享共荣的双赢格局。

我曾将中国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思路最复杂、最有可能影响全球教育发展思路的“大学实验场”。在中国，不仅大学教授及教育行政官员，甚至大众传媒、普通百姓，也都热衷于讨论大学问题。那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还没完全定型，还有很大的可塑性。大家都相信，今天的讨论，即便无法立竿见影，但也有可能影响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。也正是基于此信念，很多大学在纪念百年校庆时，都会邀请各方人物，畅谈中国大学的未来——即便这些论述日后多数被证伪，或过于理想化，根本无法落实，起码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们对于大学问题的思考与探索。

我曾选用六个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“关键时刻”，来描述中国人创办现代大学的这120多年间的是非曲直、功过得失，那便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、1919年的学生运动、1937年的大学内迁、1952年的院系调整、1977年的恢复高考、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。大体上，二十年左右，我们就必须过一个坎。而在我看来，年轻一辈会觉得全球化乃理所当然，而像我这样从冷战走出来的，却清楚地记得，良好的国际交往与精诚合作，并非天经地义，而是无数先贤努力的结果。今天的中国与世界，到底何去何从，存在很多变数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敏感于时局变化，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。

具体到校园生活，当务之急是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，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，探索新的路径及可能性。作为一所声名远播的名校，中山大学虽在各种排行榜上表现亮眼，但那绝非我们的终极目标。相对于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，以及处于生机勃勃且前途无量的大湾区这一有利位置，我相信母校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

最后请允许我回到自身。最近两年，我不只一次应邀参与关于“大学，有什么用”的讨论。因为，随着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，对于古老的以传授知识、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——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，构成了巨大挑战。最激进的见解是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“大学”这一组织形式将彻底瓦解。而我更愿意相信，一千年来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的“大学”，进入AI时代，仍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。只不过技术迭代神速，世界日新月异，大学必须适应这一变化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、学科体系、教学方式，以及培养目标等。

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努力从历史记忆、文化阐释、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，思考“大学”是什么、有什么、还能做些什么。如今，我的直觉是，我们正面临“大学”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蝶变的前夜。思考中大以及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，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谈论，才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。

本文为陈平原教授在“庆祝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”上的主题演讲

（作者系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）